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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业项目》社会资本下乡

2018-11-01 17:18:23来源:央企新闻平台点击:17...

不过,企业下乡也很可能“水土不服”:有的已经五六年时间,还未能实现盈利;有的因资金不足、规划不接地气、农业专业人才缺乏,进展,乡村没有根本;有的农业项目号称“一二三产融合”,实际上一产利润微薄,二产附加值低,三产“赚吆喝”。以上种种让当地农民对项目前景由“期盼”变为“怀疑”。

湖南省某市郊区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农业综合体。这个项目流转了6000亩土地,其中一个村就有4000多亩。按照,还将建设农产品加工厂、游客接待、农家乐、民宿,计划投资超过4亿元。

进入村庄,柏油马路如同公园里的游道,随处可见“某某农业公司”的标识、售卖棚、游览车。公司雇用了200位村民员工,按“基本+绩效提成”发放薪酬,部分村干部在企业兼职做事。

这是村庄,还是企业?两者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,这类大型项目大有“兼并”村庄的态势。一些更是“村企合一”,直接形式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,企业董事长同时担任村支部书记,并成立村企联合党总支部。村企之间人员可以双向流动,比如企业的本地员工到村里当组长,或者组长到企业当项目经理。

企业进入村庄后,成为市场决策主体,项目的运作颇为商业化。一个农业综合体的投资商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他的运作模式:第一步,将农村土地、生态等资源资产化;第二步,把农产品资源变成产品卖出去;第三步,资产资本化、资本证券化,当项目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后谋求上市。

计划总投资30多亿元,占地3万多亩,涵盖12个行政村——湘江边上,一个由外来资本投资的国际农业产业示范园区,投资额堪比一些大型基建和工业项目。除了农产品种植加工、农业观光等与农业直接的内容,项目还包括水上乐园、五星级生态酒店、养生养老区等板块。

面对这样的“宏伟”蓝图,一些要征地拆迁的农民却有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。企业的设想是,项目建好后,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费,提供就业岗位,带动经济快速。而村民们的想法很朴素:土地就是“命根子”,失去土地后长久怎么办?

据了解,这个项目的是“一锤子买卖”方式,其中包括流转农民土地6000亩,租期达30年;征用农民宅基地和耕地,予以一次性补偿,宅基地被征用的村民搬到集中区重新安家。

40多岁的村民老刘原本种了8亩果树,每年收入有8万10万元,如今这些林地以及家里的房子全部了征收范围。他对记者说,村民们不反对“搞开发”,但企业的承诺就像是“空头支票”,他们心里没底。而且很多村民到了50多岁的年纪,企业不会招聘他们做工。

“农业项目要让老百姓参与其中,才能有尊严感、幸福感。”一位村支部书记说,以前发展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,房子被拆,变成无业游民。现在有的企业到农村搞开发,把当地农民排斥出去,造成了农村内部的二元割裂。

此外,大资本与小农户之间往往经过多层“代理”,难以建立起足够的理解和信任。一种常见的情形是:企业投资协议与县市级政府签订,征地拆迁等工作由乡镇政府承担,村干部是政府和企业意志的执行者和“传声筒”,而村民缺乏话语权。

一旦关系不好,或者分配不均,村民很容易不合作甚至对抗。某大型生态农业项目在土地流转时,有的村民宁愿弃种,也不将田地租给企业,个别村民提出每亩租金1万甚至10万元的“天价”。最后的结果是,很多都“搞不了”。

近年来,社会资本投资农村的势头很猛。由于传统乡村所不具备的大量资源、资金,“企业家治村”会让乡村显著提速。业内人士认为,资本下乡是乡村的重要力量,关键在于企业和乡村要能真正协同效应,通过“重组”实现共同。

一是经济上的互利共赢。首先,企业下乡后要有好的“业绩”。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农林局局长奉满元认为,大型农业项目前期投入大,回报周期长,如果没有做好规划,没有找到好的盈利点,很可能成为“半拉子”工程,这对乡村会产生负面影响。

其次,相比于“一锤子买卖”,股份合作是实现共赢的较好方式。在郴州市嘉禾县一个大型农业园,村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,合作社再以土地入股农业项目,收益的80%归村民,20%归村集体。村民成了农业项目的“股东”,和企业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。

一名县级农村经济管理局负责人认为,过去农民讲“落袋为安”,愿意要一次性补偿,现在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,眼光长远。尤其是大型农业项目投资周期长,企业和农户还是应该长期的股份合作,不断把“蛋糕”做大。

二是促进社会治理。企业下乡,并不是要替代“传统势力”。在衡阳市珠晖区力丰现代农业公司董事长吴力看来,农业项目是没有围墙的,企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相互交融。村级组织是联系两者的纽带,作用应该强化。

这家企业的具体做法是,企业将公厕、停车场等企业投资建设的资产产权移交给村级组织,做大“集体资产包”。同时,企业向村级组织环境清扫等公共服务,包括用工都委托村级组织来安排,而企业专心从事自己的事情。

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董事长邓辅唐认为,现代企业治理应当和村级自治相结合,帮助乡村完善精神、法治观念、议事规则。在这个过程中,企业和村民逐渐由互相博弈变为利益体。(半月谈记者 白田田 周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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